澎湃研究所策劃《試管之路》系列文章，試管關注異地就醫做試管的試管式女性的故事，在孤獨的作為種生就醫旅途中，如何用自身策略與姐妹情誼在簡陋卻溫馨的②︱小旅館中追逐生育夢想。專題共四篇，活方這是試管第二篇《“試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試管之路》系列文章：

　　試管之路①︱決定的試管式做出

　　試管之路③︱家庭旅館里的“好孕聯盟”

　　試管之路④︱旅館之外，“重要他者”

　　“從小學習好嗎？作為種生”診室里，醫生問了丹丹一句看似與做試管生孩子沒什么關系的②︱話。

　　實際上，活方這句話暗含了做試管是試管一個充斥著專業術語的復雜流程，需要主動學習才能理解并做出醫療決策。試管式從就診流程上看，作為種生一個做試管的②︱女性需要經歷前期身體檢查、降調、活方促排卵、打夜針、取卵和取精，胚胎體外培養、胚胎移植、驗孕等環節。這個過程一般需要2個月甚至更久，除了胚胎培養是由醫療人員在實驗室完成，其余所有的流程均需女性參與。而這個流程中，需要男性參與的部分（對絕大多數沒有器質性病變的男性來說）只有兩個：前期的身體檢查、手淫取精。

　　可見，不論是身體還是精神上，女性在做試管上的參與程度幾乎作為絕對主角。而根據以往的相關人類學研究，“焦慮”和“不確定性”是這些主角們就診體驗的主要感受。

　　北京大學賴立里副教授探尋“生殖焦慮”的多重內涵，不僅有不孕患者偏離“正常”社會角色規范所產生的“患病焦慮”和“生育焦慮”，還有技術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伴生的“繼發焦慮”。中山大學余成普教授團隊的研究則展現了女性如何應對技術的不確定性和道德壓力，在焦慮中保有希望繼續走下去。

　　當然，“焦慮”和“不確定性”并不是試管體驗的全部。英國社會學家薩拉·富蘭克林（Sarah Franklin）在訪談英國做試管女性的體驗時，得到了另一種試管體驗的視角，“試管是一種生活方式”“它接管了我的生活”“我在講述的是我的一生”。這些訪談者感受到的是，輔助生殖技術對自我生命的深刻介入與影響。

　　在與家庭旅館中的女性同吃同住的幾個月中，我亦看到了這里的“試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IVF as a way of life）的生活日常。從日常語言里充斥著“卵泡”“內膜”等身體指標，到按照“試管食譜”來安排的一日三餐，再到洗澡的水溫不能超過38度等生活細節，她們無處不在地踐行著一種“以試管為中心”的生活方式。

　　醫療技術之外的試管食譜：食療文化、身份認同，與生活的首要目標

　　陪同月月去生殖中心就診的路上，她指著周邊的飯館跟我說：“知道我為什么要住在吳姐這里嗎，為了吃得方便。醫院周邊都是蓋飯、面條、漢堡這些快餐，滿足不了我們的需求，我們做試管的人要吃好一點”。

　　吳姐是家庭旅館的老板，她為房客提供一日三餐，收取每人每天50元的餐費。吳姐每頓飯炒三到五個菜，葷素搭配，擺放在客廳的大圓桌上，而房客們會像一個大家庭一樣，圍坐下來一起吃。

　　家庭旅館里的集體就餐。本文圖均由澎湃研究所研究員 戴媛媛 攝  

　　國內外很多研究都注意到做試管的女性在飲食上的“講究”，女性以“食療”來改善體質，配合技術的開展，以期增加受孕概率。“試管食譜”則雜糅著營養學、中醫等不同醫療體系和民俗醫療的知識。

　　這與我在田野中的發現相同。同時，我也驚訝于女性對飲食如此細致周到的考量，甚至已無法用“食療”一詞簡單概括。我發現，女性對飲食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取卵前后和移植前后的兩個時間節點，圍繞“卵泡/卵巢”和“胚胎/子宮”兩處身體局部展開。

　　在取卵前，有一段約8-14天的促排卵，這期間，女性需要每天去醫院注射高劑量的促排卵藥物，讓更多的卵泡同時發育和成熟，在同一時間取出更多的卵子（正常情況下，女性一個月只排一顆卵），與精子結合形成更多的胚胎，提高治療的效率。促排卵容易導致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OHSS），總體發病率高達20%以上，輕者表現為卵巢明顯增大和腹脹，約1%-4%會發展到重度，可能會出現血栓、電解質紊亂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卵巢過度刺激綜合征常見于有關卵子地下交易的新聞中，以強調 “無害捐卵”實則存在風險，揭露黑廣告的欺騙性。但促排卵和取卵是試管嬰兒的常規流程，幾乎每一個做試管的女性都要經歷。

　　為了防止卵巢過度刺激，女性在促排卵期間需要攝入大量蛋白質，以提高血漿蛋白濃度。很多女性會服用蛋白粉、牛奶、豆漿和蝦等高蛋白食品來補充蛋白質，有生殖中心的醫生甚至會明確要求患者每天進食4-6個雞蛋的蛋白，以保證蛋白質的攝入量。取卵后，女性會喝動脈等功能飲料和冬瓜湯，促進尿液產生，防止腹水。因此，女性對飲食的關注，并非傳統的“食療”所主張的以食治病或防病，因為她們預防的是醫源性疾病，其實質是技術常規實施給身體帶來的負荷和傷害。

　　而在另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也就是胚胎移植前后，女性之間傳遞的除了“吃榴蓮增內膜”“吃西柚有利于著床”等經驗知識外，還有一些飲食宜忌關乎她們對自己身份的體認，這也并非是“食療”所能概括的。

　　胚胎移植后，女性會經歷一段身份模糊的時期，盡管醫生的建議是“正常工作和生活，避免劇烈運動就行”，但是女性無法放心做個正常人，她們或者把自己當病人，遵守特定的不孕癥飲食宜忌，或者把自己當孕婦，用孕婦的“樣子”規范自己的日常。

　　不同于自然懷孕的女性，醫療情境中直觀的圖像和數據使做試管的女性對受精卵的成長、胚胎植入的體驗變得更加明顯與具象。她們提早感受到受孕的意義、即將擁有自己的孩子和為人母的體驗，在胚胎植入后就把自己當作孕婦來看，更加努力去維護胚胎的成長，遵守孕婦的傳統飲食宜忌，比如不吃螃蟹等寒涼性食物，不吃山楂、胡椒等容易滑胎的水果或佐料。

　　醫生和家人或許會覺得這些女性太過小心翼翼，不少女性向我傾訴，當她們詢問醫生應該如何安排飲食以及網上的試管食譜可不可信時，她們非但得不到建議，還會遭到醫生的批評，比如“百度能讓你生孩子，你去百度看好了，不要來找我”。家庭旅館的老板吳姐也認為“現在的女孩子過于嬌氣”，不像她們那個年代，“懷孕也不耽誤革命和生產”。我也曾見過一位女性老公在家庭旅館抽煙，被其他女性抱怨后反譏“以前的女人在鍋屋灶臺就把孩子生下來了，她們怎么不怕煙，還不是你們自己不行”，讓女性們感到被侮辱，但卻無言以對。

　　時代變遷，生育文化也發生了變化，自然懷孕的女性都看重身體的調理，講究科學備孕，毋寧說這些要面對約60%的失敗率且找不到任何原因的做試管的女性。對飲食等細節的關注是她們用自己的付出來彌補科學技術的不完整。

　　但吃的意義遠不止這些。

　　飲食對身體的影響并非一蹴而就，但對于一些女性來說，“管住嘴”或“忌口”成了儀式般的宣示。我曾見一位女性在家庭旅館里痛快地吃著泡面和辣條，邊吃邊說：“明天就移植了，最后再饞一口！”對她來說，做試管移植后是需要規范自己的飲食的，禁吃垃圾食品是第一步。進入移植后的身體狀態，就像進入戰時狀態一樣，不僅僅是生殖系統，女性會調動起整個身體，把日常生活的重心放在確保移植成功這件事情上來。飲食上首要的考慮是吃什么有利于胚胎的著床、內膜的生長，而在口味上好吃的垃圾食品非但與這些指標的達成無關，而且還被認為可能會讓身體變得不健康，從而不利于受孕。

　　吃什么不僅關乎口味和安全，也關乎信仰文化的妥協和讓步。央金是一位來自青海的藏族女性，從小吃牦牛肉長大，沒吃過魚，聞不慣魚腥味。同時她也是位藏傳佛教的信徒，家中兄弟既有活佛又有僧人，央金日常飲食的又一考慮是少殺生。在她看來，都是要殺一條命，一頭牛可以夠一大家人吃上好多天，一條魚還不夠吃一頓。住進吳姐的家庭旅館之后，央金漸漸地也開始吃魚了，因為她聽病友說“吃魚對做試管好”。她買了一瓶老干媽，用辣椒醬拌著魚肉吃，以辣味遮蓋魚腥味。這只是央金的權宜之計，她將自己的宗教信仰暫時放在一邊，因為當下的首要目標是達成懷孕生子的世俗愿望。

　　家庭旅館的送子觀音，祂的身前總是堆滿供果。

　　但也有一些女性選擇不在飲食之上投放太多的注意力，她們對于飲食的考慮是保持自己身體的常態、讓自己感到放松。“你可看到一個‘試管食譜’？我就覺得那個太夸張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太小心翼翼的，心理整天處于一個緊張的、不放松的狀態，利于胚胎著床嗎？反正我不在意。”所以她的選擇是“平時吃什么，現在還吃什么”。所以吃什么、怎么吃終究是為了當下生活的首要目標——“好孕”。

　　打造一副“好孕”身體：身體指標、加量用藥，與盡人事聽天命的努力

　　一日傍晚，阿穎將手背在身后，在家庭旅館樓下的平地上做蛙跳。這種體育運動并不日常，我幾乎只在田徑場上才能見到過，我好奇阿穎這么做的緣由，也想到她擠腳的鞋子，和被磨出水泡的雙腳。

　　阿穎當時正處在等待移植的階段。移植日由醫生來定，緊貼女性的生理周期，但要求更嚴格，需要女性排卵后，激素達到一定的水平，內膜達到0.8-1.4cm厚度才能移植。阿穎的激素水平已達標，內膜厚度也已經達到了0.9cm，但卻仍未排卵。她在網上查到蛙跳有助于排卵，便開始蛙跳，努力在其他兩項指標達標的時候將卵子排出去，協調排卵、內膜和激素水平三項指標的“步調一致”。

　　一個適合做試管的身體，不僅需要醫生的指導，藥物的干預，各種儀器設備的參與，還需要女性身體力行，去共同塑造一個“試管嬰兒時間”時間性規定下的指標身體。

　　同時，做試管的努力也遠不止制造出一個合格的“能夠做試管的身體”，成功率的魔咒令“盡其所能”成為試管女性的日常信條，她們必須“盡其所能”地提高成功率，才能不留遺憾。

　　在用藥上的“寧濫勿缺”是她們“盡其所能”最典型表現。在日常相處中我發現，尤其在胚胎移植前后這段時間，女性在服用生殖中心醫生開具的黃體酮、地屈孕酮等常規黃體支持藥物外，普遍存在自己加藥的情況。

　　這些藥物品類繁多，不僅有藥店可以買到的輔酶Q10、DHEA（脫氧表雄酮）、麒麟丸、嗣育保胎丸等中西醫非處方生殖保健藥物，正規或不正規中醫診所開的“保胎湯”藥，還有私立醫院使用的昂貴的肝素、芮白、靜注人免疫球蛋白（pH4）等非生殖常規處方針劑或輸液藥品，這些藥已發展成做試管的女性群體特有的“試管用藥文化”，流傳在各種短視頻平臺、論壇、App和微信群中。

　　一位女性從中醫醫院開的保胎湯藥，打算自己熬制。

　　當然，生殖中心的醫生并非不知情，我曾多次參加生殖中心的宣教講座，醫護人員每次都會叮囑患者“不要私自加藥”，在他們看來，這是患者不遵醫囑、依從性差的表現。

　　我詢問過每一位給自己加藥的女性，她們的理由不盡相同，但幾乎都來自對身體的觀察、感知和思考。來自吉林的春姐是一位駐店藥師，她曾有過一次試管失敗的經歷，當她詢問醫生失敗的原因時，得到的回答是“概率問題”。這樣的解釋沒能說服她，她覺得“這么多年沒懷孕，肯定是身體差了哪塊兒”。既然無法通過醫學檢查來找出究竟是“差在哪兒”，她轉而從身體生活的感受中尋找身體的不足。

　　春姐覺得自己身子太虛，說話不像別人那樣有勁兒。的確，我和春姐的訪談分三次才完成，隨著訪談的進行，她的聲音會變得越來越微弱，我感受到了她的倦意之后會讓她先休息，體力恢復之后再聊。學中醫出身的春姐也會用中醫理論來找尋“差在哪兒”，她觀察到自己“舌頭兩邊有齒痕，嘴巴和嗓子感覺特別甜，睡覺流涎”，依此診斷自己為脾腎陽虛，于是給自己開具滋補脾腎的中成藥，她覺得“虛”的身體是“帶不住”胚胎的，必須用藥來補，“有藥就放心了”。

　　目前，已有一些私立醫院采用中西醫聯合門診，由生殖科專家、中醫、心理醫生等組成團隊為做試管的夫婦提供各項支持，當然價格不菲。在公立醫院的生殖中心，至今仍未將中醫醫療納入常規。患者在求診西醫的過程中，不敢坦誠其同時接受了中醫治療，造成醫療上的盲點，藥物相互影響，延誤治療的情況時有發生。我在田野曾遇見一位女性，等待移植的時間去中醫診所開保胎湯，結果導致陰道不規則出血，只得放棄當次月經周期，回家等下個周期再來。

　　除加藥外，女性在試管過程中，為了提高成功率“盡其所能”的例子還充斥在衣食住行的各個生活細節中。例如移植后為了給胚胎制造良好的著床環境而“用0.75倍速走路”，回到家庭旅館后“躺平”或者“躺贏”，再如移植后14天不洗頭以免增強代謝把胚胎“代謝出去”，或是為了“避免情緒緊張，放松心情”，用自己的方式找樂子，喜歡看小品的把趙本山拿出來重溫一遍，做手工能靜下心來的帶來了十字繡，平日里找不到時間看書的，則用看書來將注意力從肚子轉移到紙頁間。

　　輔助生殖的數值指標可以規范一個“能夠做試管”的身體，但無法保證“好孕”的生殖結局，在女性們眼中，“好孕”的身體只能由她們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找尋。然而，既沒有明確的指標，女性的努力就是沒有窮盡的。努力未必能達到好孕，但她們只有“盡人事”，才肯安心“聽天命”。

　　結語

　　在家庭旅館與做試管的女性相處的幾個月中，我觀察到的是，她們對飲食、行走等日常生活細節的“講究”，將藥物對身體可能的傷害讓位于生育的任務而在用藥上“寧濫勿缺”，對中醫等其他醫療體系的采納，甚至求神拜佛，都是基于她們實際的需求。她們在努力彌補人力無法達成的遺憾，雖然有時會弄巧成拙，但多數時候會感到增進信心，在精神上獲得支持。

　　女性在做試管的過程中，需要很強大的支持系統，她們處在當下的醫療文化語境中發展出的策略，心靈上的需求，以及其他醫療體系的貢獻，都應該被理解和尊重。無論是醫護人員，還是女性的家庭成員，都應該了解她們形成的“試管文化”，理解她們這樣做的意義，從而給予她們更多的支持。

　　白浪 制圖